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忧。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
    孟武伯是个世家公子，不是孔子的学生，来向孔子请教什么叫孝。孔子回答他，你去体会当父母看到儿子生病时那种忧心忡忡、愁肠百结的心境。

    在这里，孔子没有侈谈什么孝是一种天性等等，也没有作纯粹理性的界说，而是直接引导孟武伯产生孝心。在孔子看来，孝应该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真情流露。真情流露在父母对子女上是极为自然的，而在子女对父母上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今日里人们常戏称现在的父母为“孝子”，意思是“孝顺自己的儿子”，实质上也是感觉到了真情流露的单向性。孔子要让这种真情流露由子女返回到父母身上，首先就让他们体验父母的那种忘乎自身的爱心，只有真正体验到了这一点，孝心与爱心才能达到同一个层次，才能在一切事情上设身处地为父母着想，才能有所供养而不致于“色难”（耍态度）。

    孔子历来循循善诱，多用引导的办法，这当然好，但有些人既没有将心比心的经验基础，也没有孟武伯这样问孝以行孝的愿望，那么，古人也不反对对他们强制一下，促使他们自我反省，学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宋朝理学家程颢，就用这种办法促使罪犯改邪归正。

    程颢曾任扶沟知县，该县境内有一条河可以行船，沿河有一些不法之徒不事生产，专门拦河抢劫船民，每年还要烧毁几十条船以示威风。程颢一上任，就抓获了一个烧船者，顺藤摸瓜一共抓了数十人。不过，程颢没有追究他们以往的罪行，而是让他们分散居住以拉纤为生，并监督在河上作恶之人。从此以后，扶沟县境内再没有发生过烧船之事。

    大程先生真不愧孔门弟子，让歹徒拉纤为生一则使他们能自食其力，二则使他们体会了船民的艰辛，这样，再想到烧船行劫之事，就会有“恻隐之心”了。以仁慈之心，来培养仁慈之心，比用暴力来消灭暴力要仁慈得多，但是，如果一味只讲仁慈，而没有一定的威慑力量做后盾，也难有满意的结果，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    君子远疱厨，孟子的这个命题多为后人所诟。君子既要吃肉，就少不了杀生，却假惺惺不忍杀生；真的不忍也罢，却只是“远庖厨”，眼不见，耳不闻，就心安理得地大嚼特嚼，可见其不忍是假仁假义。这种要么忍而食肉，要么不忍而不食肉的说法，有没有道理?有道理，但不是中国圣人的道理，而是今日西方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道理。中国圣人的道理是：肉要吃，不忍之心也要有。所以，远庖厨这种不忍不是对牛的不忍，而是自己心中的不忍，有了这种不忍之心，才会对人不忍，才会仁乎其类，就君主而言，才会有仁义之心，才会行仁政。

    冯梦龙在其所辑的《古今谭概》中专讲暴君酷吏之残忍的“鸷忍”一章的篇首语中，特别举了两个儿童虐杀动物的例子：尝闻嘉靖间，一勋爵子好杀猪，日市数百猪，使屠者临池宰割，因而观之，以为笑乐。又，吾里中一童子，见狗屠缚狗，方举棍 ，急探袖中钱赠之，曰：“以此为酒资，须让此一棍与我打……”自非性与人殊，奚其然?不为吃猪肉却以杀猪时的惨状为乐，有钱不买果子吃，却用来买杀狗的机会，同“远庖厨”正好完全相反，这种心态放在今天，难道不会被称之为心理不健康、称之为变态吗?人们之所以称之为变态，不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最终有可能指向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所有人吗?只就这一点而言、孟子要君子为保持不忍之心而远庖厨，就不失为一个省事得法的明智之举。

    但不仅如此，“远庖厨”还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价值规范的一种变通智慧。“仁”既然首先作为一种心态，其标准也就是心到意到，而不一定是彻底完全绝对的身体力行，因为每个人都必定会碰到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的情形，“在做不到时硬做”与“做不到干脆连观念也否定之”这两者之间，中国人喜欢取其中庸：“事父母则竭其力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意有余但力已竭而做不到，并不为过，不是非得当强盗剪径养母才算孝。这一点在古时的一副对子中表达得最为明晰：“百善孝为先，原心不原迹，原迹贫家无孝子；万恶淫为首，论迹不论心，论心世上无完人。”

    对于价值，只要承认之、接受之、追求之，即使力不能及，仍旧不失为一个有价值、有道德的人。而对于罪恶，只要识别之、警觉之、抑制之，虽然不能完全消除欲望，但只要不使其成为行为，还是一个有操守的人。把这两条合起来看，就是肉不得不吃，不忍之心一定要保持，两者的妥协就是远庖厨。这是对原则在实践中的困境的一种变通，它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自由度留出了充分的余地。

    汉灵帝刚继位时，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，其父死后，灵柩送回颍川安葬。官吏乡绅都去送葬，而名士因为厌恶宦官都不愿参加，只有陈 一人前往吊唁。后来，宦官得势，党锢再起，张让看在陈 的面上，保住了许多党人的性命。

    回国之后，宋国上下都埋怨宋襄公，他却说讲仁义的君子不使对方受困于危难，不攻击还没列好队形的敌军。

    宋襄公也许有深谋远虑，除战争之外，他还想用道义的手段来折服楚国人，但这种仁义的办法却用错了地方。战争本身就是为了消灭敌人、战胜对方，哪能这样不顾场合、不计利害地侈谈仁义?即使一定要在战场上讲仁义也不是不可以，赵襄子攻打中牟，城墙破了，他就暂停进攻，让对方把城墙修好再打，结果对方自愿投降；

    三国时诸葛亮征伐南中，对南人首领孟获七擒七纵，孟获最后起誓：“南人不复反矣。”这样的仁义，说穿了，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一种策略手段，要是没有赵襄子和诸葛亮这样的谋略和实力，那自身都难保，还拿什么去感化对方?所以目夷说宋襄公讲的是陈词滥调。

    据韩非子说，那个周文王也是个不管具体情况乱讲仁义之辈。相传文王曾将洛西和赤壤的千里之地献给纣王，以换取纣王解除炮烙之刑，结果大得人心。孔子对周文王此举大加赞赏，认为请解炮烙之刑是仁，以千里之地收天下之心是智。但韩非却认为文王不智得很，因为纣王之所以憎恨文王，就因为文王过于得人心，现在文王又以解炮烙之刑来收取人心，势必要招致纣王的怀疑和反感。换句话说，文王之所以逃脱不了被囚里的命运，就是因为不懂得纣王已不愿意他再行仁义了。

    按照韩非的说法，孔子在这件事上有点迂腐，但在弟子迂腐的时候，老夫子倒比较清醒。据说鲁国权臣季孙氏执政时，孔子的那位最崇尚义气的弟子子路担任了地的长官。国君发调民工开渠。有一天，子路拿自己的钱办了饭菜，请民夫们到大街上就餐。孔子听说后，就让子贡去把场子给砸了。子路十分恼火，挽着袖子跑来见孔子，责问孔子为什么要为了他行仁义之道而责备他。孔子教训了他一顿，说他不开窍，不知道礼仪，只顾行仁义而越了礼，因为爱护百姓本是国君的事，子路没有权利去越俎代疱。教训还没完，季孙的使臣就到了，责问孔子为何让学生中止工程还给民夫们饭吃，是不是要争夺季孙的臣民。孔子一听，只好登车起程，离开鲁国。